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12月向全国法院下发《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保障法院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并对民事诉讼举证时限进行了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施行以来，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一些地方对其中的个别条款，特别是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理解不统一。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说：“为切实解决审判实践中举证时限制度的操作性问题，《通知》没有追求内容的体系化和系统性，而是着眼于有针对性地解决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举证期限在《证据规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举证时限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正确理解和适用举证期限，对于举证时限制度功能的发挥，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公平保护，防止裁判突袭和证据突袭，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民一庭负责人说。

《通知》对《证据规定》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举证期限、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问题、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提出相反证据的举证期限、增加当事人时的举证期限等作出了规定。
      新证据的认定问题，是近年来民事审判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民一庭负责人介绍，《通知》提出的理解和适用举证期限的基本思路，是将《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期限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不少于三十日的期限，适用于当事人提供证明支持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证据；第二种是由人民法院酌情确定的期限，适用于就某一特定事实或者特定证据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形。这种对举证期限的内涵的区分，是理解《通知》中有关举证期限适用规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实践中由于对举证期限理解不正确导致的不适当适用证据失权的问题，对于减轻新的证据认定问题上的矛盾也会起到积极作用。《通知》为此提出，在期限内是否已经客观存在和未提交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作为认定新的证据时的参考因素。民一庭负责人说：“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民法院在新的证据认定上的随意性，为人民法院在认定新的证据的过程中提供裁量的尺度。”

    具体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问题。《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举证期限是指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基础事实的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但是人民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指定的举证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前述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针对某一特定事实或特定证据或者基于特定原因，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
　　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举证期限问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可以少于三十日。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少于三十日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可以少于三十日。
　　三、关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问题。当事人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驳回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重新指定不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但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少于三十日的举证期限。
　　四、关于对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提出相反证据的举证期限问题。人民法院依照《证据规定》第十五条调查收集的证据在庭审中出示后，当事人要求提供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确定相应的举证期限。
　　五、关于增加当事人时的举证期限问题。人民法院在追加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六、关于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问题。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经人民法院准许的，为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七、关于增加、变更诉讼请求以及提出反诉时的举证期限问题。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或者人民法院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当事人对举证期限有约定的，依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八、关于二审新的证据举证期限的问题。在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中，当事人申请提供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
　　九、关于发回重审案件举证期限问题。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在重新审理时，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等情况，酌情确定举证期限。如果案件是因违反法定程序被发回重审的，人民法院在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后，可以不再指定举证期限或者酌情指定举证期限。但案件因遗漏当事人被发回重审的，按照本通知第五条处理。如果案件是因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或者酌情指定举证期限。上述举证期限不受“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
　　十、关于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
　　（一）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
　　（二）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

《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

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 公布

    2008年12月19日，商务部、外事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的通知，具体工作指引内容如下：

　　一、我国已与许多国家缔结了《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具体可参阅：http://www.fmprc.gov.cn/chn/gjwt/tyfl/default.htm），上述条约为有效处理跨国民商事案件、打击刑事犯罪、追捕逃犯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处理外资非正常撤离导致的经济纠纷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发生后，中方当事人要及时向有关司法主管部门（法院或侦查机关）申请民商事或刑事案件立案。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各主管部门可根据各自系统内工作程序及我国和相应国家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通过条约规定的中央机关在本国向外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外方根据所缔约条约有义务向中方提供司法协助（例如向位于该国的诉讼当事人送达传票、起诉书等司法文书，调取相关证据，协助调查涉案人员和资金的下落，搜查扣押相关物品等）。

　　三、不履行正常清算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最新规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董事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外国企业或个人仍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中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我国法院胜诉后，如败诉的外国当事人在中国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胜诉方可依据中国和相应国家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相关规定或依据败诉方在国外的财产所在地的法律，请求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

　　五、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相互赋予了对方国民与本国国民同等的诉讼权利。中方债权人可据此在已缔约条约国家民事诉讼，有经济困难的我国公民在外诉讼，可根据所在国法律申请相应法律援助。

六、对极少数恶意逃避欠缴，税额巨大，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员，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在立案后，可视具体案情通过条约规定的中央机关或外交渠道向犯罪嫌疑人逃往国提出引渡请求或刑事诉讼移转请求，以最大程度地确保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追究。

中国修改道路交通违法处理规定

设滞纳金上限

中国公安部网12月26日公布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针对逾期不交罚款而产生的滞纳金问题，《规定》首次设定了滞纳金上限。据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9条规定，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没有对加处罚款的上限作出规定。第123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罚款幅度内，规定具体的执行标准。目前，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出了具体规定，但都没有对加处罚款作出上限规定。实际执行中，一些当事人因特殊原因而延迟缴纳罚款，造成加处的罚款数额远大于原处罚款数额。为解决这一问题，《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出罚款数额；(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介绍，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69号)修订征求意见稿在公安部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公众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对该条规定的意见占意见总数的一半，其中，82%的意见赞成这样规定。此外，《规定》还要求，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告知违法行为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缴罚款。

最高法发通知：

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流转行为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12月4日下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表示，该通知为人民法院更好地审理涉农案件，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土地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等这类案件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群体诉讼，不仅牵涉到农民利益，也牵涉到政府和企业利益，基本特点是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处理难度大。
    倪寿明表示，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各项权益和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和长久不变将是人民法院开展审判和执行工作的核心。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将加大对侵占耕地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和制裁力度，为农民对承包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护。
    为了确保司法保护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对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改变土地用途、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流转行为，要依法确认无效。以股份合作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着重审查入股行为是否符合农民意愿，严防因股份合作导致农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法律规定的征地用途和目的，将是否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对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予以合理补偿，将是否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作为认定征地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枪下留人”

死刑一旦执行，将无法挽回。为确保死刑案件停止执行死刑程序依法规范进行，最高人民法院12月26日公布了《关于适用停止执行死刑程序有关问题的规定》。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命令后、执行前，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暂停执行死刑，并立即将请求停止执行死刑的报告及相关材料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不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继续执行死刑；认为可能影响罪犯定罪量刑的，应当裁定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执行前，发现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的，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立即裁定下级人民法院停止执行死刑，并将有关材料移交下级人民法院。下级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应当及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依法已停止执行死刑的案件，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确认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依法改判；确认原裁判有错误，或者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需要依法改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确认原裁判没有错误，或者罪犯没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不影响原裁判执行的，应当裁定继续执行原核准死刑的裁判，并由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