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期 导 读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取得资产及债务豁免对价收入征免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年7月20日，国务院以557号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其亮点有：
一、为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条例作了三方面规定：一是落实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管理责任。生产是食品安全的基础；保障食品安全，必须对食品生产过程实施全过程控制。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原料验收、生产过程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当就原料、生产关键环节、检验和运输交付等事项制定并实施控制要求；生产过程中发生不符合控制要求的，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整改措施；并应如实记录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二是建立食品批发企业的销售记录制度。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要求做到问题食品的可追溯。为此，在食品安全法已详细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进货索证索票义务的基础上，条例补充规定，食品批发企业应当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数量、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或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销售票据；记录、票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三是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管理责任。餐饮服务属于食品的消费环节，其安全状况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此，条例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采购控制要求，确保所购原料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发现待加工食品及原料有腐败变质等情况的，不得加工或使用。条例还要求餐饮服务提供企业应定期清洗和维护食品加工、冷藏等设施设备。
二、为促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承担起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有效执行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分工负责与统一协调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条例规定：
1.强化地方政府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协调配合机制的责任。地方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负总责。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整合、完善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共享和食品检验等技术资源的共享。条例还特别明确了县级、市级政府统一组织、协调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职责，规定县级政府应当统一组织、协调本级卫生、农业、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管理；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风险较高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重点加强监督管理。在卫生部公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或者接到所在地省级卫生部门依照条例第十条规定通报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后，市级和县级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本级监管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2.明确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标准规划等工作的负责部门。条例进一步细化了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职责规定，明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由卫生部会同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划由卫生部会同农业部、质检总局等部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由卫生部负责组织，食品安全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价工作由省级以上卫生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质检等部门负责。
3.强化各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在实行食品安全分段监管的情况下，为保证监管工作的整体性和有效性，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各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以实现各监管环节间的无缝衔接。条例规定，卫生部应当向质检总局等部门通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省级以上卫生、农业部门应当相互通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的相关信息，卫生部和农业部应当相互通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结果等相关信息；参与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在卫生部门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提高事故调查处理的工作效率；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涉及两个以上监管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三、为了确保食品安全法得到全面、有效、准确执行，条例对食品安全法中较为原则的制度作了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规定应当启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情形： (1)为制定或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供科学依据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2)为确定监管的重点领域、重点品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3)发现新的可能危害食品安全的因素的；(4)需要判断某一因素是否构成食品安全隐患的等。
2.细化了食品复检制度。为方便企业和消费者查阅复检机构名录，同时避免因多次复检加重企业或财政负担，维护复检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条例规定，复检机构名录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卫生部、农业部等部门共同公布，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复检机构由复检申请人自行选择，但不得与初检机构为同一机构。
3.明确了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的内容：(1)依照食品安全法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2)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录；(3)查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情况；(4)专项检查整治工作情况等。
4.进一步明确了“病毒性肝炎”的范围。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的人员，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病毒性肝炎”的范围，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这条规定应该是条例关注度最高的规定，其意义非常明显，有助消除“乙肝歧视”，恢复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合法权益，并消除公众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餐饮行业的顾虑。
四、“中文标签”规定体现消费者知情权。
条例规定：进口的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和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载明食品添加剂的原产地和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五、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两小时内须上报。
条例规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对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设备等，应当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并自事故发生之时起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9年7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3号，下称《若干意见》)，这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法院执行工作、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进一步深入推进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完成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等方面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据了解，《若干意见》内容丰富，涵盖执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是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就执行工作出台的十分重要的文件，既有对长期以来执行改革和各地实践经验的总结、吸收，也有很多突破性的亮点措施，可操作性很强。
1.优化执行权配置。现行执行职权配置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人包案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尚未打破，执行权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容易产生执行不公和司法腐败；二是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不足和浪费现象同时存在，效率低，成本高；三是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执行体制未能有效建立，上下级法院的执行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抗干扰能力弱，不能发挥整体效能。《若干意见》要求要进一步完善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管理机制，实行案件执行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作为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机构，原则上不执行具体案件，案件主要由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执行，也可以指定专门法院执行某些特定案件，以排除不当干预。同时科学界定执行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并分别由不同的内设机构或者人员行使，实行科学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打破一个人负责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积极探索建立分段集约执行的工作机制。《若干意见》还对如何统一执行机构设置、合理确定执行机构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提出了明确要求。
2.强化执行监督制约。《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要把强化执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对执行权进行科学配置，对执行实施的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进行风险防范的基础上，要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力度，要进一步实行执行公开，自觉接受各方当事人监督，拓宽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的监督。
3.实施严格的执行工作考评机制。目前，执行工作缺乏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2007年最高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考核的意见》，地方各级法院也大都制定了考核办法，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片面追求执结率、虚假结案、执行行为不规范、办案质量不高现象普遍存在。《若干意见》要求完善和细化现有的执行工作考核体系，科学设定执行标的到位率、执行申诉率、执行结案率、执行结案合格率、自行履行率等指标，合理分配考核分值，建立规范有效考核评价机制。
二、优化组合，调动人民法院力量支持执行
1.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执行快速反应机制，努力提高执行工作快速反应能力，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联系，及时处理执行线索和突发事件。高、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执行指挥中心，组建快速反应力量。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以成立执行指挥中心，及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排除阻挠、干扰执行的违法行为，维持执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审判和执行互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实行“审执分立”对于促进执行公正，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于强调“审执分立”就会导致“审执分离”，审判和执行脱节，影响执行效果和司法权威。当前必须加强立案、审判和执行三个环节的协调，重点是完善有利于执行的立案、审判环节的相关制度，为案件顺利执行打下良好基础，形成法院内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合力，《若干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3.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长期以来，最高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信访案件都是函转下级法院，效果不明显，重复信访突出。为改变这一状况，需建立一套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促使各级法院加大对执行信访案件的办理力度。为推进这项工作，实现清案活动确定的执行信访案件大幅度下降目标，应当建立四级法院上下一体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合理确定与立案庭等有关部门的分工，明确职责和办理程序，实行信访责任制。既统一要求、统一部署，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若干意见》对此作出了明确要求。
4.高度重视执行队伍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行队伍是搞好执行工作的根本保障，也是落实监督制约机制的根本保障。《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对各级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和执行人员的培训，开展执行与审判人员定期交流，加强执行队伍廉政建设，逐步在执行机构配备廉政监察员，加大执行中容易产生腐败的重点环节的监督力度；加强对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权力观教育和警示教育；规范执行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的交往，细化岗位职责，强化工作管理措施，化解廉政风险；建立顺畅的举报、检举、控告渠道和强有力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查纠机制，确保“五个严禁”在执行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
三、依靠党委领导，借助外力，共克执行难
1.加快执行联动机制建设。《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也要努力争取党委的支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执行难问题。要在制度上明确各与执行工作相关的党政管理部门，包括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新闻宣传、综合治理、检察、公安、政府法制、财政、民政、发展和改革、司法行政、国土资源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税务、工商行政管理和证券监管等部门在执行工作中的具体职责，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开展有关工作。
2.建立执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目前，有的地方已经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但不少都是停留在下发文件上，“联而不动”的现象十分突出，职责不明、不细，没有操作细则，更没有责任落实。《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执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组织排查和清理阻碍执行的地方性规定和文件，解决执行工作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和法院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督促查处党政部门、领导干部非法干预执行或特殊主体阻碍、抗拒执行的违法违纪行为，协调处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突发事件或暴力抗法事件、重大执行信访案件；组织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对各类重点执行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对机关、国企等特殊主体案件，研究解决办法。重大执行事项经联席会讨论作出决定或形成会议纪要后，交由相关部门负责落实，纳入综合治理考核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9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2号，下称《意见》）。这份11条的审判指导性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前形势下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的重要举措。
《意见》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客观变化，在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框架内，适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方法，妥善审理房地产案件。《意见》提出，要切实依法维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和转让市场的平稳发展，尽可能维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转让合同效力，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要切实依法保护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大内需政策的落实。要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国家政策，妥善审理好涉及国家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妥善审理房地产连锁纠纷案件成为《意见》的指导重点。《意见》提出，要妥善审理因建设工程发包人资金困难产生的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承包人拖欠劳务分包人工程款等连锁纠纷案件。要统筹协调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加大案件调解力度，力争通过案件审判盘活现有的存量资金，实现当事人双赢、多赢的结果。调解不成的，要综合考虑连锁案件的整体情况，根据当事人的偿付能力和对方的资金需求，确定还款期限、还款方式，最大限度避免连锁案件引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意见》指出，要妥善处理各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依法稳定房屋交易市场。妥善处理房屋销售广告纠纷，认购协议中定金纠纷、房屋质量纠纷、房屋面积纠纷，制裁恶意违约行为，保护购房人利益；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确因资金暂时困难未按时交付房屋的，要多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确无调解可能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对于买受人请求解除商品房合同纠纷案件，要严格依法审查，对不符合解除条件的不能解除；要引导当事人理性面对市场经营风险，共同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
《意见》明确提出，要妥善审理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纠纷案件，维护房地产金融体系安全。在审理因商品房买受人拖欠银行贷款产生的纠纷案件中，要依法保护银行的合法权益；对涉嫌利用虚假房地产交易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及时向侦查机关提供线索；对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与房地产主管部门、银行业进行沟通，依法支持金融监管机构行使管理职能，防范房地产金融体系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下称《指导意见》）。
一、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合同法的立法者考虑到不可抗力基本涵盖了情势变更，而且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难以区分，加之防止法官滥用，故未在合同法中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但合同法也未明文禁止适用该原则，因此，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指导意见》对当前形势下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对无法预见主张的审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关键要件之一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出现了当事人缔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重大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主要是一个日益发展、逐步演变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在审判实务中对于当事人提出“无法预见”主张的，法院应慎重审查。在确定是否可预见时，应审查三个因素。其一，预见的时间应当是合同缔结之时。其二，预见的标准应为主观标准，即以遭受损失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准。其三，风险的承担，如果根据合同的性质可以确定当事人在缔约时能够预见情势变更或者自愿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则自无运用情势变更之余地。例如，合同标的物是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或者是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通常不宜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第二，关于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虽不易区分，但两者在风险的固有性、风险可预见性、风险的可归责性等方面并不相同。法院在衡量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注意考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预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第三，关于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如果当事人经过诚信地再交涉后仍然无法改订合同而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在利益衡量方面应当认识到，司法解释规定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并非单向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单方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格局。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
二、关于审判实务就如何对待合同中约定的过高违约金或者极具惩罚性的违约金条款存在较大争议，《指导意见》在违约金调整方面的精神
审判实务对于过高违约金的调整规则存在较大争议，为此，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对此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指导意见》针对审判实务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提出意见，旨在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对此，审判实践中应当主要把握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违约金的性质和调整的立法精神。关于违约金的性质，无论是民法理论界还是审判实务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归纳为补偿说、惩罚说、双重说以及目的解释说等四种观点。合同法解释（二）和《指导意见》以及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均采纳“以赔偿性为主、赔偿性为辅”的双重性质说。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调整过高的违约金数额时，应当注意准确把握该授权条款的立法本意和精神。合同自由并非绝对，需以合同正义予以规制，以防止违约金条款成为一方压榨另一方和获取暴利的工具。在金融危机中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将违约金条款完全留待当事人约定，尤其是对数额过高的违约金条款，更是如此。如果任由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且以意思自治为由予以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无异于鼓励当事人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取得暴利，也可能促使一方为取得高额违约金而故意引诱对方违约。因此，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法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以维护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
第二，关于衡量标准和因素的综合运用。法院调整过高的违约金时，应避免绝对地按照固定比例调整那种“一刀切”的简单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造成的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等的实质不公平结果。《指导意见》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规定精神，提出人民法院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综合衡量多种因素。首先，“违约造成的损失”可为衡量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标准。其次，应考虑合同的履行程度，已经几近履行完毕和尚未履行的合同，违约所造成的结果存在较大区别。再次，应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恶意违约还是过失违约直接决定违约金的补偿性和惩罚性功能的此消彼长。最后，法院应考虑当事人缔约时对可得利益损失的预见、当事人之间的缔约地位是否平等、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条款、是否存在过失相抵、减损规则以及损益相抵规则等因素，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案件实际，综合衡量。
第三，关于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审判实践表明，对于在守约方提起的违约之诉中，违约方通常以合同不成立、合同不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就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进行释明，即假设违约成立，是否认为违约金过高。对于已经向违约方进行释明但违约方坚持不提出调整违约金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遵循民法意思自治原则，一般不予主动调整。
三、对可得利益损失如何认定
违约行为通常会产生可得利益损失。多年来，由于相关认定规则比较模糊并难以把握，不少法官在判决中并不支持可得利益损失。为此，《指导意见》根据审判实践经验和调研成果，对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适用时应当注意把握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类型的区分。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三种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
第二，关于四个认定规则的适用。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的可预见规则、合同法第119条规定的减损规则、以及损益相抵规则和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但在以下三种情形中，不宜适用上述认定规则。其一，在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的欺诈经营情形，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二，在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情形中，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计算方法认定；其三，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则。
第三，关于合理确定举证责任。为了保障认定规则的实务操作性，《指导意见》提出举证责任的确定规则。即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四、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
鉴于表见代理属于市场交易法则中极其例外的情形，为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指导意见》对于表见代理制度适用的主要精神是严格认定其构成要件。人民法院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有理由相信”的理解。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指导意见》认为“有理由相信”是指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即相对人在不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方面不存在疏忽或懈怠，并为此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关于表见代理的综合认定。《指导意见》根据多年的审判经验提出，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出具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五、如何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强制性规定”
目前形成的共识是：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最高法院在近几年的一些请示答复和司法解释中已运用该区分原则，如法经（2000）27号请示答复就是对违反《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4项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解答；再如，对于违反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1项和第38条第1款规定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法解（2003）7号并未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规定在起诉前预售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可以认定预售合同有效。《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应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把握不准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法院。
六、关于防止欺诈、保障权利人合法权利的措施
《指导意见》结合当前形势，根据合同法第68条等规定，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提出指导意见，以敦促诚信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及时保全证据，进而有效保护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全部交付义务，虽然约定的价款期限尚未到期，但其诉请付款方支付未到期价款的，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付款方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或者付款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或者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的，除非付款方已经提供适当的担保，否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精神，判令付款期限已到期或者加速到期。
国税总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取得资产及债务豁免对价收入征免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2009年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326号对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作出批复：
四川省地方税务局：你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取得资产及债务豁免对价收入是否征收所得税问题的请示》（川地税发〔2009〕25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的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的有关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执行到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结束。股权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因股权分置改革而接受的非流通股股东作为对价注入资产和被非流通股股东豁免债务，上市公司应增加注册资本或资本公积，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税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若干问题的通知
2009年7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377号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下发后，各地反映需要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现对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税发〔2008〕30号文件第三条第二款所称“特定纳税人”包括以下类型的企业：
（一）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院规定的一项或几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不包括仅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免税收入优惠政策的企业）；（二）汇总纳税企业；（三）上市公司；（四）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典当公司等金融企业；（五）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税务、房地产估价、土地估价、工程造价、律师、价格鉴证、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专利代理、商标代理以及其他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六）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对上述规定之外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不得违规扩大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对其中达不到查账征收条件的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促使其完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达到查账征收条件后要及时转为查账征收。
二、国税发〔2008〕30号文件第六条中的“应税收入额”等于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后的余额。用公式表示为：
应税收入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其中，收入总额为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
三、本通知从2009年1月1日起执行。
